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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创文化史研究的新范式——《中国文化生成史》评介

2015-02-04  作者:任放(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大凡学术之精进,通常系由少数富于原创性能力的学者在历史的某一时点,对某类问题阐发不囿旧说之新见而引发。用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的话讲,学术共同体的范式转换是科学革命的标识,它将导致人类认识的进步。所谓范式,某种意义上就是研究者凝视研究对象时,所采取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它首先是个体性的心智锻造过程,然后渐成为学术同仁自觉遵循的治学规程。学术范式能否实现从个人体验到众人践行,取决于该范式的解释框架在多大程度上超越了旧有的知识体系,取决于创制新范式的学者在何种意义上超越了自己。这种新旧范式之间的嬗替,伴随着历史变迁的节律,使人类的智识不断升华。著名史家冯天瑜教授新近完成的70万言《中国文化生成史》,开创了文化史研究的新范式。从人文经典产生的周期看,传统时代约以世纪计,现代约以十年计,周期缩短皆因知识生产之技术、信息流通之网络、学术研究之机制发生了实质性的多重变化。这意味着,少则十年,多则二三十年,人文领域的现代学人在学术理念、诠释框架、材料运用诸方面必有开创性的拓展。就此观之,冯氏此著构思于1990年,着笔于2011年,此间学术资源的积累堪称厚实,中西交通的深度前所未见,人文经典的诞生可谓恰逢其时。

《中国文化生成史》的铺陈舒展,大体可分为三大板块:

一是概念梳理,包括“中国”、“中华民族”、“文化”、“文明”、“文化生成”、“文化生态”等等,重点放在核心概念“文化生成”的考辨上。作者从文化认同、民族认同、古今之辨、中外之辨等要旨入手,详加剖析其内在肌理,为全书的立论确立了基本的学术立场。尤其是,作者提出了“文化生成史”是一门渊源有自的新兴学科的见解。这一充满理性自觉的主张,在价值判断层面提升了文化史的学术境界,将“中国文化生成史”与“中国文化史”作了谨慎的界分,即两者不是简单的上下统属关系,而是两大互相涵摄但又相对独立的动态的知识体系。惯常的“中国文化史”的写作,多按时间序列(主要依王朝更迭体系)布列史实,明断是非;亦有按门类编排者,凸显专题性,而将时间变迁隐含其间。此类文化史,实为通史之简编,或专门事项之编年史。其优长在于线索清晰,文化流变之轨迹了然于心;其弊端在于,因体例所限,理性思辨之纵横捭阖难以展开,从而止步于史实之坚固,无暇顾及史论之宏深。相较之下,冯氏创发之“中国文化生成史”既可承续前者重时间、重专题、脉络明晰之风骨,又可避开前者受时间、史实、体例诸般之掣肘,摆脱教材式的虽平实而欠深度的写法,发扬刘知几《史通》、章学诚《文史通义》之史学评论传统,对文化史之若干关节点进行通贯性的阐释,详其实质之义理、略其兴衰之表象,矻矻于历史思辨之张扬。

在某种意义上,“文化生成史”的提法本身已打开文化史研究的一片新天地。作者还从文化生态的角度,谈论文化生成的基础。冯氏指出文化生态包含四大因素,即地理环境、经济基础、社会结构、政治制度,强调文化并非某一生态因素单独决定,生态综合体提供文化生成的基础,诚为公允之论。

二是文化生态诸因素之专题性论述,以勾勒中国文化生成及衍变的恢宏历史图景,力求呈现中国文化多元汇聚、自成一体、生生不息的结构性特征。其间,作者对立足于中国文化本位主义的保守立场及虚骄之气保持惕戒,在弘扬传统文化之固有精神之际,并未减损以科学理性为旗帜的批判性锋芒,体现出以追求知识本真为职志的史家本色。

在“地理”单元,作者将地理环境置于文化生态视野之下,逐一检视“心智决定论”、“地理唯物论”、“地理环境决定论”的逻辑失误,对中国文化生成的具体地理因素予以客观评述,强调环境的丰富性是中国文化多样性发展的前提之一,深入探讨地理隔绝与中国文化特性、中国人特有的世界主义与海洋意识、郑和之后何以没有出现“第二郑和”诸问题,不同于某些论者将地理与文化之关系进行简单比附的肤浅之见。

在“经济”单元,作者将农耕与游牧定位为两种前现代文明类型,论证了两者之间冲突与交融的复杂共生关系。与之同时,作者将封建“领主制”与非封建“地主制”界说为农业时代的两种土地所有制,在吸纳前贤论说的基础上,对中国土地制度史的历史分期作出全新判断:殷商、西周时期,是土地王有及公社所有、集体劳作的领主经济阶段;周秦之际,是土地制度变革阶段;两汉至明清,是土地私有、个体劳作的地主经济阶段。

近年来,作者致力于历史文化语义学的研究,其最有学术冲击力的成果不是外来之词汇如何楔入中土,而是对“封建”一词的深入考析,几臻于陈寅恪“凡解释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之境界。由此引发的学界论争,俨然已是现代中国文化演进的重要事件。在围绕文化生成的经济分析中,作者反思地主经济下的历史宿命,从尚农重本、重实黜玄、中庸调和等八个层面提炼乡村式的中国文化旨趣,以16世纪为分水岭探究了中国农耕文明的发展水平,颇具比较史学之识力。

在“社会”单元,作者聚焦于宗法传统,从宗族制与考选官僚制相契合、父系原则与家国同构等议题入手,论析宗法制之根深蒂固,并对中国伦理型文化的特质进行了条分缕析,包括法祖尊统、教民追教、德治主义诸要目,均切中肯綮。在“政治”单元,作者把注意力放在皇权文化上,认为这是“尊君”与“重民”相互角力的一种政治文化,将“周制”与“秦制”视为传统中国的两种政制类型,其中“周制”属于宗法封建的儒家轨范,“秦制”属于君主集权的法家轨范。关于中国皇权政治的特点,作者从“君权神授”与“民为邦本”、“君本位”与“官本位”、君权与宗法制、君权与相权等八个方面予以透视,尤其对皇权的“专制性”进行了入木三分的解析,重点放在辨识制约皇权的形上因素(“天—理”、“法—礼”)及社会结构因素(贵族、官僚体制与民间自治),兼及近古士人企图解构专制的思想突进。应该说,皇权文化之论,既是作者“封建”考论之延展,两者在致思路径上一脉相承;亦是全书颇具学术价值之华章,大有历史哲学之意蕴。

三是宏观层面的思想阐发,旨在从史论的基础上,对横亘古今之相关问题作出延展性的思考。其荦荦大端,计有三个议题:

其一,中国文化特质及其世界影响,重点在于中国文化的结构性特色,涉及“内圣”与“外王”的伦理政治、“阳儒”与“阴法”的权谋、“民本”与“君本”的纠葛、“政学”与“技艺”的分合、民族性格、近代性挑战等,深刻而不失偏颇。文化史研究乃至整体的中国史研究,都无法回避“李约瑟悖论”。于此,学界尚无一定之论。作者从悖论前因、悖论后因两个维度,给出了完整的解答:拥有创建发达的农耕文明的制度前提,此为悖论前因;形成稳定板块、难以实现近代转型,此为悖论后因。

其二,中国文化史分期。近百年来,历史分期是争讼不息的重大学术问题。某种程度上,仅从历史分期之论争即可明了学术格局之成因,学派、体系、观点之经纬于斯毕现。本书在梳理各派之说的基础上,对中国文化史分期提出了明确主张:从采集到农耕、从原始人群到氏族共同体,是史前文化;夏商周“三代之治”,是宗法封建文化;秦至清,是皇权文化(中唐至清中叶出现文化转折);晚清讫今,是现代文化,涉及“中体西用”论、“冲击—反应”论等多种有影响力的文化模式。这一文化史的分期说,奠基于作者数十年文化史研究之功力,自成一家之言,其意义当不限于文化史之隅,而必将扩展到中国史诸领域。

其三,对中国文化的前瞻性思考。眼下诸般文化研究之言说,或缺乏历史根基而流于浮泛,或囿于史学之门槛而失却现实关怀,兼有历史之胸襟与开放之视野者可谓少矣。冯氏潜心学术而不迂阔,关切时势而不媚俗,游刃于学术与现实之间,秉持社会之良心、史家之才学,对中国复兴、文化创新、文明对话、基尼系数、中等收入陷阱、贪腐与法治等“热点”问题多所评议,皆为高屋建瓴之文化学观照。

《中国文化生成史》运思宏伟,在诸多方面提升了中国文化史的研究水平。没有数十年持之以恒的研究累积和贯通性的理性思辨,绝不可能创作这样一部兼顾中西、新论迭出的扛鼎之作。


冯先生最新力作《中国文化生成史》(上、下)(“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获”第五届中华优秀出版物奖“,入选2013《中华读书报》年度图书之100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