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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料、考古相结合,再现中国辉煌造船史——《中国古代造船史》

2016-05-23  作者:何国卫

一、一部优秀的中国古船专史

《中国古代造船史》的问世是船史学界的一件大喜事,它对中国古船史研究的指导意义不可低估。席龙飞教授在书中充分地展现了他在中国古代船史领域研究的丰硕成果以及宝贵的研究经验。

《中国古代造船史》(下简称《古船史》)的“古船”一词,从技术角度看应指非机械动力的木质船,从时代角度看应指清代及其之前的各历史时期,虽然清代也造有钢质的和(或)机械动力的船舶,但究其造船规模和造船技术而言 ,“古船”仍居绝对的主导地位。《古船史》以历史时期为序论述中国古代造船的历史发展全过程,展现了古船发展的历史轨迹和各个不同历史时期中国古船的典型风貌。

全书分12章共53节,纲目清晰层次分明,以舟船出现之前的“筏”等渡水浮具为起始,通过独木舟产生和木板船问世演变过程的论述,接着按春秋战国、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等各个历史时期,清晰地勾勒出中国古代造船整个发展进程的历史脉络,把一部中国古代造船历史全面、连贯和系统地呈现在读者面前。对中国古代造船历史面貌的展现和对古代造船技术规律的科学探索是该书著的正题。

《古船史》属史书中的专门史,它是交通工具类的古船专门史。该书是在已经出版的《中国造船史》、《船文化》和《中国造船通史》的基础上经书作者认真修改补充后撰写而成的,体现出内容更充实、结构更完整、论述更深入和解析更透彻的特点,定将更受读者欢迎和喜爱。

我国造船历史源远流长,造船技术曾经有过长时间的辉煌,在世界造船史上占有突出的地位,《古船史》凸显了中国古代造船诸多的重大技术发明和在世界的地位,它不仅是一部专业史书还是一本爱国主义的教科书。

《古船史》内容的丰富、史料的详实、论述的全面、研究的深入和剖析的透彻实在不多见。《古船史》书面显目朴实,编辑精细致美,配图编排清晰,乃属上乘之作,它不仅是造船专业学生和船史学者研究学习的好教材,也是航海、考古、水上交通等诸多相关专业学者的重要参考书。《古船史》是一部优秀的中国古船专史。

 

二、专家写专史特别专业

1.充分发挥专家写专史的知识优势

由专业学者撰写专业对口的专门史无疑占尽专业优势。《古船史》作者席龙飞教授一辈子从事船舶设计与制造的教学工作成绩斐然,八十六岁高龄的老教授的学识渊博经验丰富在造船界颇有声望和影响。席教授从事造船史研究近四十年,由这样一位船舶专业知识厚实的造船专家撰写的中国古代造船史,必当论述入木三分非常专业。

席教授在《古船史》中所涉及古船的考古、发掘和复原研究的技术问题,以船舶专家的眼光从技术角度进行深层次的分析得出令人信服的正确结论,将自身的专业优势发挥得淋漓尽致。《古船史》对水密舱壁、船尾舵、车轮舟等中国古船的重大技术发明的论述和对中国古船运用的船帆、桨橹的技术剖析都是最好的说明。

古船的考古发掘是一项直接涉及船舶的专业性很强的工作。如,古船的考古发掘必定涉及古船船型特征、结构特色、建造工艺特点等问题;通过对出土古船残存构件的结构位置、在船上的作用及与相邻构件的连接方式等的专业分析进而发现古船的技术特点;古船的线型和构件的测绘等,都需要船舶专业知识的支撑。《古船史》中论述到的几个实例就是很好的说明。例如,泉州湾宋代海船的测绘表明它是一艘船长与船宽之比只有2.8,船中横剖面线呈V形,并具二、三重板结构的尖底海船;宁波宋代古船出土的构件中惊人地发现一条残长达7.1米的半圆木竟然是比国外大约要早七百年的减摇龙骨;蓬莱一号古船的发掘研究中发现船体主要部件的龙骨是以钩子同口连接,13道舱壁的板列采用凹凸槽对接,外板的连接采用带凸凹榫头的钩子同口……

古船整体复原研究和古船残体的测绘都是船舶专业性特别强的工作,尤其是古船的型线图、基本结构图和总布置图等复原研究的基本技术图样的测绘,在《古船史》中可以见到许多出土古船的测绘图样,绝大部分的测绘图都是在席教授参与和指导下完成的,其中就有描述船体空间曲面形状的4艘古船的复原型线图。

工程技术人员擅长于运用插图来形象和直观来阐明问题,使它的表述更加清晰、确切。《古船史》充分用图说话,例如,引用宋代古画《清明上河图》中的船舶所显示出来的我国古船的平衡舵和升降舵的存在;根据泉州法石出土的宋元碇石的研究结果绘制的一幅宋元木石碇复原立体图一目了然;用梁山古船的船中剖面结构图不用过多文字就说清楚了该船的结构特点。《古船史》的插图之多在其 他专史书著中是并不多见的。

2.多学科的融会贯通

造船史涉及面极广,关联到历史、考古、天文、地理、材料、工艺,以及航海史、交通史、贸易史、人文史等许多学科,属于边缘学科,要做到多学科的融会贯通,船史学者的知识面应该相当阔广,势必要努力学习更多的相关学科知识,既向书本学习还向各科专家学者求教,船史学者有着广泛的学术朋友也是必然的,这是造船史研究者必不可缺无的知识资源,席教授就是很好的榜样。

造船史与航海史的关系最为密切,船舶是水上运输工具,航海是驾驶船舶的技术,造船和航海互相促进发展,难怪《古船史》在论述的每一时代的造船发展之前必先介绍当时的舟船水上活动。宋代指南针实际用于航海促进了造船的大发展,先进的船尾舵技术与风帆技术的结合使航船的航海如虎添翼,这都是极好的实例。


三、相结合研究方法成功有效

读《古船史》后可以体会到,席龙飞教授的古船史研究非常成功,这得益于非常有效的研究方法,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紧密的“结合”上。

1.宏观与微观相结合

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相结合贯彻《古船史》的全部,它体现在二个方面。

其一,历史时代的兴衰必定影响造船事业的发展。不同时代的造船发展不能脱离当时的时代大背景,因此把造船发展与时代背景相结合起来研究就能清晰、客观地得出造船发展的历史规律。汉代的强盛造就汉代的“丝绸之路”,其中“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促使造船和航海的大发展;盛唐时期的造船地点几乎遍及全国各地,出现了多种船舶;繁荣的宋代船舶技术高度发展走向成熟;元代的漕运需求 迫使“漕船”快速发展;明代特殊的朝贡贸易出现了郑和下西洋的航海壮举和强大无比的远洋船队;清代的“海禁”自闭政策,必然使造船事业曾经有过的辉煌最终落后于西方的悲惨状态。

其二,造船事业与造船技术相辅相成。造船技术支撑造船事业的发展,造船事业的发展必定会促使造船技术的进步。例如,始于汉代的海上丝绸之路无疑与当时著名的楼船和船尾舵的出现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再例,宋代海外贸易的长足发展,是与指南浮针应用于航海,宋代的船舶结构、施工工艺以及船舶设备、属具有了许多的创造和进步等互相促进的结果。

历史时代和造船事业的研究是宏观研究,造船技术的研究是微观研究,微观研究是落实到古船本身的研究。微观研究主要反映在对出土古船的设计建造、结构工艺、船体与属具等方面的研究,古船的发掘、考古、测绘和复原研究是它的主要工作。

2.史料与文物相结合

文献史料包括文字与图像两部分,众所周知,史籍对古船的记载通常极为简洁抽象,而极易腐烂的木质古船长久埋于地(水)下,当其出土(水)时通常船体已经残缺不齐,往往仅遗存船舶主体的下半部分,有的只留下不完整的船底,古船微观研究中的最大难点就在于此。尽管如此,在中国现存留下的一些珍贵史籍中对古船还是或多或少有所记载,最具代表性的有,汉代的《释名·释船》、宋代的《宣和奉使高丽图经》、明代的《天工开物》、《龙江船厂志》、《武备志》等。《古船史》对古代造船技术方面的重要史籍都有专门的介绍和评说,并在论述中正确地广征博引。

出土(水)文物包括船舶主体、船舶属具和随船出土物,还有各种古船模型等。古文献有误在所难免而出土文物是客观存在的实物再现,是研究论断最强有力的依据。文物和文献可互为佐证,因此重视考古成果和出土文物的价值,并将文献与文物有机地结合起来研究是非常必要和有效的。例如,广州出土的东汉船模上的拖舵,对照东汉刘熙所著《释名•释船》的记载:“其尾曰柁。柁,拖也。在后见拖曳也。且言弼正船使顺流不使他戾也”,互为呼应;再如,广州出土一具明代的四爪大铁锚与明代的《天工开物》上的描写如同一辙。对古文献中古诗画方面的史料研究更是可圈可点,天津静海县发掘的一艘北宋河船的平衡舵实物与北宋《清明上河图》上所显示的中国平衡舵互为映证。

3.考古与复原相结合

如前所述,由于出土(水)古船很不完整,由此带来古船考古发掘研究的极大困难,古船考古发掘与古船复原研究的结合就显得格外重要,古船的复原研究使古船的微观研究得以向着纵深发展。古船复原研究是古船研究的一个重要环节,古船模的复原研究和制作也是古船研究的重要方面。

《古船史》提到的泉州湾宋代海船和宁波宋代海船、韩国新安沉船、蓬莱一号、二号、三号古船,对它们的复原研究都是与出土古船考古发掘本身紧密结合,从研究中发现了许多古代重要的造船技术。以安徽淮北一批唐代沉船中的柳孜运河1号为例,在该船上发现的一具完整的拖舵,虽然它较长而且面积大,仍可得出它与广州东汉陶船模所带的拖舵基本相似的结论。这是该沉船考古与复原研究紧密结合的体现。

出土古船研究包括了发掘、测绘、复原等过程,上述古船的研究都是席教授亲历的实践项目,所以论述是那样的实际、生动和有力。

古船复原还包括对文献史料记载的古船复原,这也是古船复原研究的组成部分。在席教授领导下,先后为北京军事博物馆、澳门海事博物馆、嘉兴船文化博物馆等诸多博物馆,复原研究并设计制造了汴河客船和货船、蓬莱战船、郑和宝船等舰船模型近20余艘,这都是古船复原研究取得的可喜成果。

 

四、提倡学术争鸣促进深化研究

在学术研究中出现不同学术见解非常正常,不同观点的讨论和争鸣是学术研究中的常态,也是发展学术的有效途径,学术的讨论和争鸣有利于学术观点的交流和研讨,促使研究的不断深化。

中国古船史研究领域中出现两个重大的学术争议,第一,明史记载郑和宝船尺度是否可信?第二,广州出土的木构遗址真是秦汉造船工场遗址吗?对此,学界存在着两种完全相反的学术观点,双方的观点对立之大,争鸣时间之长,影响之深远实属少见。

1.郑和宝船尺度之争

郑和宝船尺度之争是环绕宝船究竟有多大展开的。明成祖于永乐三年,命郑和等通使西洋,郑和船队的最大船舶称作宝船,《明史》记有:“造大舶,修四十四丈、广十八丈者六十二。”可见宝船的体型巨大是一艘万吨级的海船,而且船长与船宽比值很小还不到2.5,从而引起一些学者的质疑,认为宝船不可能有如此之大,也不可能如此的短而宽。对《明史》记载的宝船尺度持怀疑态度的学者国内外不乏其人,但是,不赞同上述质疑的学者更多,他们从不同的角度论证了《明史》记载的可信性。席龙飞教授在《试论郑和宝船》一文中指出:按《明史》及有关文献所记,郑和船队中绝大多数的长宽比均在2.5左右;这样小的长宽比已被泉州和宁波出土的宋代海船所证实;再说郑和宝船是朝廷集全国资源建造的,历史上出现四十四丈长的郑和宝船是完全可能的事。

郑和宝船的争论除了尺度大小外,诸多学者还就宝船的船型、建造地、其他辅证的文献记载可靠性等展开了学术争鸣。席教授从船舶技术分析入手以出土古船为依据,论述了明史所记郑和宝船尺度是可信的结论,给学界很大的震动,并针对郑和宝船不可信观点的论据给以批驳,具有很强说服力。尽管学界当前对郑和宝船尺度大小尚未取得共识,但席教授在争论中的观点获得众多学者的认同。

2.秦汉造船遗址真伪之辩

秦汉造船遗址真伪之辩始于1977年广州市文管处发表的《广州秦汉造船工场遗址试掘》引起全国学界的质疑,戴开元先生率先于1982年发表《“广州秦汉造船工场遗址”说质疑》,席龙飞教授紧接着于2000在《中国文物报上》发表《在广州发现的并非造船工场遗址》一文,从造船技术上分析,明确指出,秦汉时代采用滑道下水的说法既无文献依据也无文物例证;在遗址所发现的木桩、木柱并非造船用的墩木;呈水平排列的木板条并不是下水用的滑道,结论是所谓广州秦汉造船工场遗址实际上并非造船工场遗址,此观点得到造船学界极大多数学者的认同和响应,众多纷纷撰文参加2000年和2008年在广州召开的关于“秦代造船遗址”和“船台说”的两次专题学术研讨会,各专业学者聚集一堂开展学术交流,两次会后分别前后出版了《“广州秦代造船遗址”学术争鸣集》和《“南越王宫苑里假船台”论文选集》,在学界引起很大的反响。

席龙飞教授积极参与造船史的重大课题讨论与争鸣,提倡学术争鸣学风难能可贵。席龙飞教授是这两场学术争鸣的领军人之一,在《古船史》中用了较长的篇幅作了透彻的论述,它必将有助于推动学术争鸣向纵深方向发展。

席教授是中国船史学科创始人之一,在研究活动中特别注重古船实地考察,他几乎跑遍了全国绝大多数的古船发现地,掌握第一手资料,是国内掌握古船资料最多的学者。席教授一直引领和培养着一支活跃在船史学界的研究队伍,研究活动生气勃勃。席教授是中国古船史研究的前辈,也是本人的良师益友,今喜读《古船史》后的感悟多多,谅《古船史》读者必将读后同样会感到获益匪浅。

(本文作者:何国卫,中国船级社武汉规范研究所高级工程师(教授级),2001年退休,与席龙飞教授共同从事船史研究近四十年。)